我是犹太人
阿尔莫·比哈尔[著]
薇薇安·伊登[英译]
邹文[汉译]
塔姆兹月[1]前后，我的舌头便开始打结，阿拉伯口音堵在嘴里，被强压在喉咙深处。就这样，我走上了街头，已故的安瓦尔祖父的阿拉伯口音又找上了我，无论怎么努力，我都无法把它从我身上抽离出去，扔进路边的垃圾桶里。因为老师的指正和其他孩子的眼光，我不止一次地试图把元音[ayyin]发得柔和一些——母亲小时候也那样试过。但从我身边走过的陌生人让我胆战心惊得不敢做任何尝试。我试过把喉擦音[het]也发得柔和一些，让它听起来像是从喉咙深处发出来的，我试过不要把[tsaddi]音发得太像[s]音，我也试图不发伊拉克语中的喉塞音[quf]，转而改发[k]音，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在耶路撒冷街道上，警察们还是坚决果断地向我走来，他们坐在警车里彼此低声商量，手指向我和我脸上的黑胡须，以威胁的口气命令我停下，质问我的姓名和身份，以至于每当我在路上碰到一个警察，我都想停下脚步，掏出身份证，指着国籍那一栏告诉他们：“Ana min al yahond.（我是犹太人。）”这话听着好像我在向他们透露一个机密，而这个机密刚好可以免除我的滔天大罪。
但是突然之间，就在我迫切需要它的时候，它不翼而飞了。这下可好，早晚执勤的警察就可以把我逮捕，而我的钱包里没有任何东西保护得了我。说不定等我回到家，我会在两张二十元的纸币中间找到身份证，或者在我放钱包的口袋里找到驾照——我好像因为什么事情把它从钱包里拿出来了，又或者我在背包里还找到了预备役军官证，它被夹在报纸中间，我好像无意之间把它遗忘在那儿了。但此刻，当警察站在我跟前命令我站住时，任何可以告诉他们我过去和未来的证件都找不着了。然后我开始打电话，让他们听听我的口音。瞧瞧，我从昨天开始就有阿拉伯口音了，还是很重的阿拉伯口音呢，那可不是巴勒斯坦口音，那是伊拉克口音。可你们瞅都不瞅我一眼，就好像你们在自己父母家里说的是意第绪语一样，就算是那样，你们可能也是在外面哪个地方学的，搞不好你们的祖父和我操一样的口音。 注意听，我在和朋友打电话，让你们听听他们的口音有多么纯正，希伯来语就该这么说，不夹杂任何其它口音。如果这些人是我的朋友，那我的身份还用得着怀疑吗？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我的德系犹太[2]朋友们都不接电话，他们没有听出隐藏电话铃声中的求助信号。只有到了晚上或者第二天，他们才会再打给我，问我有什么事情，却完全听不出我的声音有什么变化。我继续呆在原地，独自面对着警察，开始给一些朋友的父母打电话。他们有的是阿勒颇[3]人，有的是的黎波里[4]人，还有的是突尼斯[5]人，虽然他们的希伯来语不那么纯正，但至少比我好。他们听到电话铃响立刻就接了。但不巧的是，他们偏偏在这个时候说阿拉伯语，说话时还伴着悠扬的乌德琴[6]或者卡农琴[7]的乐声。他们一上来便和我打招呼“ahlan bik”（你好），叫我“ya habibi”（亲爱的），对我嘘寒问暖“ashlonek”（最近好吗），挂电话的时候还不忘祝福我“salamatek”（愿上帝与你同在）。警察们这下可有事情做了。在我被所有朋友“抛弃”之后，他们怎么还会相信我是以色列人而不是以实玛利人[8]呢？接着，他们开始不慌不忙地对我进行搜查，先是把我的衣服里里外外搜了个遍，然后拿金属探测器把全身上下扫了一遍。在他们的沉默中，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脑袋一片空白。他们一心想解除所有可疑物品的危险性，恨不得能穿透我的皮肤，看看下面有没有潜藏怨恨，或者钻进我的心里，看看里面有没有绑着一条爆炸腰带。过了一会儿，两个警察并排站到我面前，其中一个和他的同伴交谈了几分钟，告诉他检查的结果：你看，他都受过割礼[9]了，他真的是犹太人；另一个说，阿拉伯人也受割礼啊，爆炸腰带可不管你有没有受过割礼。然后他们又继续搜查。就在这段时间，就在我的身体任由他们处置的这段时间，爆炸带在我心里一条一条地滋长出来，它们越长越大，发出隆隆的巨响，不愿被当作危险物品处理掉。但因为不是用钢铁和火药做的，它们成功地躲过了探测器的检查。
最后，警察终于放过我了。我继续向前走。从比利时领事馆大楼和亚博廷斯基街最繁华的环形路走到马尔库斯街上的耶路撒冷剧院。在那儿，我可以看几部荣获奥斯卡多项大奖的美国电影。但是街尾的剧院居然不见了，这条街也不是马尔克斯街，而是一条普通街道，只不过有个阿拉伯语的街名，周围的房子，包括比利时领事馆，也全变成了阿拉伯风格。不光是建筑工人、街道清洁工、维修工，就连每家每户坐在院子里的人们也都变成了阿拉伯人。
然后我开始走在卡塔蒙[10]街、塔尔比耶[11]街、巴卡[12]街上。这一次，我没有看到住在这儿宽敞房子里的耶路撒冷富人，也没有看到写着“科夫什卡塔蒙”和“约戴哈斯让”字样的路牌，但是我再一次见到了巴勒斯坦富人，他们的状态和1948年战争前别无二致，好像那场战争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我看见他们在种满果树的院子里悠闲地散步、摘水果，仿佛报纸上没有说过果树有一天会枯萎，连这片土地也会成为难民的集中地。这个时代好像又经历了一段历史，一段不一样的历史。我还记得我问过母亲，为什么我们总是谈起历史，谈得太多了，我们都受够了。它把我困住，却没在我心里留下任何印记，母亲，对您也是一样。
的确，我们如此坚守历史，最后把自己弄得喘不过气来，但此时此刻历史已经走上了另一条路。我走过住着巴勒斯坦富人的街道，心想他们可能会毕恭毕敬地和我说话，不会像那些警察一样。我希望我可以告诉他们，我读了很多很多关于作家兼教育家萨卡基尼的书，而且我非常想和他的孙子成为朋友。我走在他们中间，一起朝他们家院子的方向行进，可我没能融入他们，因为我只能用希伯来语自如地交流，只不过其中夹杂着阿拉伯口音罢了。我会的一些阿拉伯语不是家里人教的，是我在军队的时候学的。可这时我突然喉咙哽住，连一个阿拉伯单词也说不出来，它们相互咒骂，却谁也不肯出头，盘旋在我心灵庇护所上空那让人窒息的空气中，躲在希伯来语百叶窗的后面，不让我的家人有所察觉。每次我想用我知之甚少的阿拉伯语和他们断断续续地进行交流时，从我嘴里冒出来的却总是夹杂着阿拉伯口音的希伯来语。最后他们都以为我在嘲笑他们。还好我说话有很重的伊拉克口音，要不然他们一定认为我在拿他们寻开心。但即便如此，我的口音还是把他们搞糊涂了。他们以为我在嘲弄伊拉克人，嘲弄萨达姆·侯赛因，或是嘲弄一些伊拉克老人忘记了自己的语言，却还保留着母语的口音。我想和他们交朋友，但一个也没交到。我想起曾经听过一位叔叔谈论起那些与耶路撒冷富人为邻的阿拉伯人，他称他们为“阁下”，说他们身穿西装，头戴塔布什帽[13]。当时，我觉得“阁下”这个称呼听起来有点儿讽刺，但现在我才想起他说到这个称呼时并没有这层意思，只是我自己听着觉得讽刺而已，就好像我是先锋部队团[14]的成员，趿着拖鞋，穿着短裤，对阿拉伯地主嗤之以鼻，对自己和所有犹太人复国运动的拥护者所信仰的社会主义大加赞赏。叔叔跟我说他们是“阁下”，我从他的口吻中听出了崇敬之情。但是我忘记了他们的语言，他们也不会说我的语言。除了几代人的代沟，我和他们之间还隔着警察。
回家的路上，只有巴士司机接受我的口音，因为在耶路撒冷，你不可能预料得到上车的乘客说话带着哪种口音。我的心不知道我已经不再心猿意马，它不知道；我的那些担心害怕也不知道我再次被它们缠上了，它们不知道。
于是，我说话的声音变得和祖父一样。一时之间，他已经不在人世，消失了，离开了，但一时之间，那些对此已经习以为常的街道再次听到他的声音。突然，那种美妙的声音，那种我过去才听得到的声音开始在我身体里呼之欲出。这一次我不是乞丐，不会用那种声音向你们乞求残羹冷炙。这完完全全是我的声音，铿锵有力，字字清晰。耶路撒冷的街道已经习惯了我的缄默，习惯了我们沉默不语，这会儿还难以接受我说话，还想让我不要做声，渐渐地到后来，它们提醒我注意自己说话的声音，让我小心为妙，说我与众不同，说我沉默得够久了。尽管我惶惶不安，尽管这种声音历经两代人的淡忘已经不为人知了，我还是用那种口音说完了我要说的，因为我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一旦这些话从喉咙深处脱口而出，我觉得它们的意义就会改变。一个不认识我的人可能会觉得我是个孝顺的孙子，却不知道这些年我把多少不值得回忆的事情都堆积在记忆中，也猜不到有多少回忆在我眼前都是模糊一片。曾经有上百次，上千次，上万次，我都不愿意提及我和祖父的关系。
在街上逛了头一遭后，我回到家，口音变了，警察对我搜身的记忆还在，我的终生伴侣问我的口音怎么变了。可就在她和我说话，劝我不要用这种口音时，她也受我的影响，口音也跟着变了，一会儿是他父亲的也门口音，一会儿又是她母亲的伊斯坦布尔口音。几天之后，每天下班回到家，她都向我汇报：紧张气氛在学校各院系间蔓延；办公室里一股瘟疫肆虐；人们希望消失的口音又卷土重来。一家主流报纸的中缝处有一则新闻透露，目前安全当局已经盯上那些说禁用口音的人了，而且密切注意他们是受了哪些人的影响；人们已经开始担心阿拉伯人越来越多，终有一天将多到遍布全国。于是他们决定在广播岗位上增派人手，聘请一些希伯来语发音纯正的播音员，好让我们发现自己的口音有多奇怪。在那之后不久，我的另一半又说德系犹太人也被这种恶灵附身了。她告诉我这些话时，嗓音起伏不定，一会儿向北飘到博斯普鲁斯海峡[15]，一会儿又向南飘到亚丁湾[16]。她预言这种变化要经过很久才会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因为他们的孩子坚信父母和祖父母一开始说的就是美式英语，而对他们以前的口音却没有比较清晰地印象。不过，要不了多久，大街上还会听见波兰口音、匈牙利口音、罗马尼亚口音、德国口音和乌克兰口音，这也是那些公共安全负责人最害怕出现的一幕，他们担心再也找不到播音员去壮大无线电广播大军，也担心再也找不到老师可以教孩子们正确发音的秘诀。
尽管她预言一场剧变将席卷而来，我的父母仍然坚定执着地反对我，反对这股瘟疫似的热潮，因为他们对当初为了能拥有纯正的口音努力了好几年的记忆还历历在目，于是一个劲儿地对我旁敲侧击，让我就此打住，停手作罢，提醒我还有学习任务未完成。他们会一本正经地问我准备怎么做。我又怎么可能掩饰住自己热切的希望呢？在这样一个我觉得如此陌生的语言环境中，我的希望显得太过突兀，但它还是从我嘴里冒出来了。虽然我心中有愧疚，有悔意，我却无法抑制住自己。没有障碍物挡在我面前，也没有刹车拽着我前进的步伐，就像刚刚那样，我无法阻止希望脱口而出。父亲说，如果你坚持用这种音调讲话，奖学金就和你无缘了。他说得完全正确。母亲说，如果你不迷途知返，改用正常的音调，你就等着看你的下场吧。她说得也完全正确。接受过我采访的所有教授，无论男女，都被我的口音给震惊了。他们试图在我身上找到另一种声音，一种更适合大学校园、更学术化的声音，即便是换了这种声音，我说话的内容还是几乎一模一样，甚至可能比之前还要零乱一些。如果你继续这样讲话，你以后可怎么办啊，他们痛心疾首地说。他们十分担心我的前途。尽管我内心不再平静，心里那块顽固的石头也破裂了，露出尖锐的棱角，那个预言始终萦绕在我心中，挥之不去。但就在他们为我操心的那些日子里，他们的话我充耳不闻，我说的语言他们听到了也当没听到，他们的口音在我听来既遥远又陌生。让我欣慰的是，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伴侣的预言也慢慢应验了。耶路撒冷的街道正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而我的父母仍孤独地坚持着，不肯做出改变。我伏在她耳边，向她透露我已经开始用阿拉伯语写作了，而且过不了多久，学校一些重要院系又要大吃一惊了。过了一些天，她回到家告诉我，院领导们听到这件事儿都大笑一通，“就让他写吧，让他写出来的文章只有他能看懂，连他的父母和孩子都不会去看，我们的孩子是不会让自己身陷险境的，如果他要申请奖金，我们会把政府为阿拉伯文学设立的所有奖金都给他，但他写的书我们是一个字也不会看的。”
院领导们的话当然都对没错。妻子借用拉地诺语[17]中的一句谚语预测了这种方言的命运，她跟我说母亲曾经说起过这句谚语，“这是临死前的回光返照”。虽然我不记得她是如何用她的语言讲这句话的，但那个音调我还记得，她先轻声说着，然后开始解释：这些都是事物垂死前的痛苦挣扎，并不代表复兴，各院的最高领导们对这一点已是心知肚明，所以决定让大家放松一下也无妨，他们会把空出来的职位分配给一些能说纯正希伯来语的人。等到大家开始意识到各自的收入问题，生计问题，开始面临拮据的家庭条件时，自然会重新拾起平常使用的希伯来语，假装这股瘟疫似的热潮从未来过。
什么时候说什么口音，我心里明白，有时是我的口音，有时不是，有时从我嘴里发出来的是希伯来语的[lamed][18]音，有时是阿拉伯语的[quf]音，我觉得这种阿拉伯口音不属于我。我要放慢思绪运转的速度，好好琢磨自己内心的想法。只琢磨自己的还不够。但是我没有时间了。我想把我的话抛向空中，让它们随风而去，就像把海盐撒向大海中一样（当然没有人会这么做）。祖父和我说话，用我讲话的口音问道，“这事儿总该有了结吧；为什么我的这段经历会和你的纠缠到一起呢；我是怎么打乱了你的生活；我是生活在沙漠中的一代，你怎么会出现，让我重获新生呢？我们等待着你们这一代人的出现，以便弥合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在经历上的差异，我们过去的经历已是伤痕累累，为了你们，我们呆在沙漠原地不动，等着觅食的鸟兽将我们吃掉。这样一来，你才不会记得我，也不会遭受我曾经受过的伤害。而现在我的话你居然也学得入木三分。耶路撒冷和以前不太一样了，有些地方咖啡馆没有了，天啊，底格里斯河[19]也不流经这座城市。但我生命的终点站既不是耶路撒冷，也不是我的出生地，而是两地之间的沙漠地带，那是一大片沉默的沙漠。孩子，在你心里多盖几间房子吧。”他对我说，“再划分出几个区域来，把我安置在其中最隐蔽的一块，剩下的为自己留着。或者你也可以搬到沉默区去，因为那些你认为正在发生的变化根本算不上什么。如果人们说话的口音变了，还有什么会随之改变呢？我能再活一次吗？你愿意过我过的生活吗? 好了，陪你走了够长一段路了，回你父母家去吧。我的声音无法让他们信服，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还多次摇旗表示对我的抗议。也许什么都不说会让他们把现在对过去和未来的恐惧埋藏到内心深处。为什么不把你的故事告诉他们呢，说不定他们能幡然觉醒。”已经不在人世的祖父这样对我说到，差点儿还让我起誓。
于是，我开始计算我有多久没说话了，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沉默的氛围巧妙地嵌入家里的墙壁内，谁都不开口说话，所有窗户紧闭，亵渎神灵的东西进不来，可也没有什么是神圣的。一切维持原样，什么也没多，什么也没少。所有的一切都在诉说着我的沉默，许许多多无声的话语就是我沉默的内容，我现在谁也不是，以后也不会变成谁。这个故事，如果存在的话，会没完没了，无始无终。我沉默的时间越来越长，最后父母终于开口了，讲话啊你，不讲话你怎么拿奖学金，不讲话你怎么继续学业，这辈子你打算怎么过下去，你怎么不笑了，把笑容藏到哪儿去了？讲话吧，随便你用什么口音，沉默让我们害怕。
底格里斯河不流经耶路撒冷，它潺潺的流水声也平息不了边境周围的人对我们的反抗。这些边境线也把我一分为二，我既不属于这儿，又不属于那儿，既不是东方人，又不是西方人，说话既不是用我的声音，又不是用祖先的声音。事情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呢？我穿行在大街上，一言不发，两耳不闻。这一次，仅仅是我的样貌就让警察慌了神，我留着一把浓密的胡须，顽固地一个字也不说。塔姆兹月快过去了，尽管天气很热，我仍把自己裹在大衣里，掩藏在一件一件外套下的是绑在我心里的爆炸带。因为警察恪尽职守，我被带到了监狱，父母随后也到了，他们想看看自己的儿子要被送到哪儿去。
我在父母面前一声不吭，无论他们作何反应，我仍旧如此。然后我把之前瞒着他们写的故事拿给他们看，暗示他们哪里写到了母亲，哪里写到了父亲，哪里我又用希伯来语写了一些反对使用希伯来语的诗歌。因为故事没有用其它语言写，我又给他们不少提示，羞愧难当中，你们什么评价也没对我说。现在这个时代不允许我写诗歌，却非逼着我唱歌，当他们一个个涌过来催促我、逼迫我的时候，也有一大群人是冲你们去的。现在这种语言已经成了我的第一语言，它要求我全身心投入其中，做一管中空的长笛，等它的阵阵狂风吹过时，我和它就可以共同奏起乐声，一起化身成为阿拉伯长笛，一起用另一种语言，一种现在大家不会再使用的语言把自己乔装打扮起来。故事还是那个故事，只是一遍又一遍地在重复上演。我身上有多少故事呢，母亲？一个人又能有多少故事呢，父亲？每一次，他都想用不同的语言来组织这个故事，每一次，他都想以不同的方式把没讲完的故事讲完。难道你这不是在找寻你自己的故事的影子吗？你虽然没有做声，但你的沉默也让我多少有些明了。我努力想把这个故事用阿拉伯语记录下来，可你看，最后惹来了什么后果呢？瞧瞧我们现在见面的地方。拿着吧，父亲，母亲，好好看看我的故事，看看这些年我瞒着你们写的这些故事吧。你们和我一样，一样客居他乡，一样沉默不语，一样身心易地而处，一样言不由心生，或许你们会知道故事最后结局如何。
父母听我说完的第一反应就是否认。这不是我们的儿子，父亲说；我们生养的孩子不是这样的，母亲说。我们说话都不是这种口音，他们异口同声地对警官说道，我们不知道他的口音是从哪里学来的，我们家只有三口人，而且他祖父安瓦尔过世的时候他也不在场，那时候他还没出生呢。
接着我听出他们话中有话：如果你再继续这样，我们就离开这里，带着对你们这一代人的失望回家。如果你好好表现，放弃你所谓的那些故事，不要用这种口音讲话，也不要什么也不讲，用我们的语言好好和我们交流，我们就在这里陪你，直到法官说你可以走了，直到我们都被证明无罪。
父亲母亲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在心里再次接纳了我，他们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所有的担心害怕又回来笼罩着我，他们不知道。
[1] 希伯来日历的四月份，即中国日历的六月中旬到七月中旬。
[2] 德系犹太人又称阿什肯纳兹人，泛指生活在中欧、北欧和东欧的犹太人。
[3] 叙利亚北部重要城市，阿勒颇省省会，全国第二大城市。位于接近土耳其国境的西北高地的绿洲上。
[4] 利比亚的首都，位于利比亚西北部，是利比亚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该国最大的城市和重要的海港。
[5] 位于非洲大陆最北端，北部和东部面临地中海，隔突尼斯海峡与意大利的西西里岛相望，扼地中海东西航运的要冲。东南与利比亚为邻，西与阿尔及利亚接壤。
[6] 流传于中东和北非地区的一种拨弦乐器，状如琵琶，声音特性和演奏技法更接近于吉他，因其音乐表现力强，加之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因此被誉为阿拉伯乐器之王。
[7] 产于波斯和阿拉伯，类似齐特拉琴,有50至60根琴弦。
[8] 亦称米甸人，其活动范围大致在阿拉伯旷野西北部亚喀巴湾以东；他们以畜牧、行商和劫掠为生。
[9] 即切除全部或部分阴茎包皮。，根据犹太教教义，受割礼是实践上帝同亚伯拉罕所立之约，它是《五经》中所载上帝的第一项命令，即所有的男孩都要受割礼。
[10] 靠近耶路撒冷中南部的一块区域
[11] 靠近耶路撒冷中部的一块区域，因为其古代耶路撒冷风格的建筑成为耶路撒冷中部最美丽的地区。
[12] 以色列海法地区的一座城市。
[13] 土耳其、埃及回教徒所戴的红色无沿毡帽。
[14] 在以色列仍是巴勒斯坦地区的时候，在其附近活动的游击队。
[15] 又称伊斯坦布尔海峡，沟通黑海和马尔马拉海，并将土耳其亚洲部分和欧洲部分隔开。
[16] 以也门的海港亚丁为名，指位于也门和索马里之间的一片阿拉伯海水域，通过曼德海峡与北方的红海相连。
[17] 地中海沿岸一些国家的西班牙及葡萄牙籍犹太人所讲的一种西班牙方言。
[18] 希伯来语的第12个字母（s）。
[19] 西南亚河流，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向东流经伊拉克，与幼发拉底河汇合成阿拉伯河。
אלמוג בהר 